钟惺（1574－1625），字伯敬，号退谷，别号退庵，湖广竟陵（今湖北省天门县）人。他的祖籍本为江西吉安府永丰县，至高祖钟协祚始由永丰迁移至竟陵县皂市（今天门皂市镇），几代乡居。曾祖钟弘仲是一位贫寒、淳厚的农夫。祖父钟山则性格警爽、颇有胆识。见家境清苦，于是外出经商。稍积资产，方“构宅买田，有中人产矣”（见钟惺所撰《家传》，以下述其家世，皆本此文），并被当时的荆西兵备观察郑汝舟任命为团长，帮忙管理乡里治安。因为家境稍裕，钟惺的父辈开始读书出仕。生父钟一向为贡生，曾官武进县训导。钟惺幼从塾师受业，嗣父钟一理（为生父之长兄、无子，故以钟惺为嗣子）及生父亦授以经史古文及制艺。钟惺18岁补诸生，而12年后至20岁时始乡试中式，为举人。37岁成进士，授行人司行人（掌传旨、册封等事务），一官8年，迁工部主事，后改南礼部仪制司主事、迁祠祭司郎中，浮沉于冷官闲曹。至49岁擢福建提学佥事，到任未及半年，丁父忧去职。两年后病卒于家，享年52岁。
终伯敬之世，未为显宦。加以生来“貌寝”，“为人严冷，不喜接俗客，由此得谢人事”（《明史》本传），而勤勉好学、潜心著述，并敢于针对文学发展历史与近况直抒己见。早在27岁为诸生时，他与文友论诗，就断言“明诗无真初、盛，而有真中、晚，真宋、元”（见《明茂才私谥文穆魏长公太易墓志铭》）。31岁时，钟惺与少于本身13岁的同邑文友谭元春订交。二人常雷同游唱和，讨论诗文，渐渐形成体系的文学理论主张。41岁时，钟惺与谭元春合作编定《诗归》一书，标举本身的文学理论观点。三年后，是书刻成，钟惺与谭元春各作《诗归序》一篇，“另立深幽孤峭之宗，以驱驾古人之上”（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钟提学惺》）。“海内称诗者靡然从之，谓之‘钟谭体’”，“所撰《古今诗归》盛行于世，承学之士，家置编，奉之如尼父（孔子）之删定”（同前），乃至当时就有人模拟他而作“拟钟伯敬体”的诗文。钟惺获得的显赫声名是与明代文学发展变迁的状态密切相干的。明朝自开国之初，由元入明的宋濂即强调文章应明道致用，提倡宗经师古。与宋濂大抵同时的诗人高启论诗也主张“兼师众长，随事摹拟”（《独庵集序》）。开拟古主义先声。稍后，高棅于永乐年间编选《唐诗品汇》，分唐诗为初、盛、中、晚四期，并极力推许盛唐之作，影响十分深远，“终明之世，馆阁以此书为宗”（《明史·文苑传》）。永乐以后，封建经济得到恢复与发展，社会大体稳固。适应统治阶级掩饰太平的必要，以先后辅政的“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为代表的“台阁体”诗文应运而生。
“台阁体”诗文内容多为歌功颂德，体系体例风格以唐人为宗。“三杨”之后继主文坛的李东阳论诗也有复古倾向。总之，明初至此，虽诗文多变，但有的派别文学作品内容贫弱；有的派别文学主张杂而多端，因而紧张阻碍了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引起了不少有见识文士的不满。适逢此时，复古的潜流经过长时期的萌动与酝酿，终于在弘治年间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文学复古活动。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旌旗光显地提出了“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文学复古主张。他们对“台阁体”等前此萎靡不振的文风进行了抨击，而欲以古代诗文的高格逸调来纠正那种不良习气。在他们及其跟随者的鼓吹下，百馀年来的诗文创作及理论指斥才发生了伟大的转变。李、何之后，约当嘉靖年间，又有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继起，他们推尊李、何，同样主张诗文应当效法汉魏、盛唐，把复古活动又推向一个新高潮。
然而，前、后七子的文学复古活动从一开始就带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他们每每忽略古人诗文中的实际思想内容，片面地强调从情势上机械地摹仿古人。这点在他们内部的成员中也引起过争论，其重要首领到暮年也有所觉察，而且拟古的诗文已不适应发生了变革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必要。嘉靖、隆庆以后，社会经济有了肯定的发展，尤其是东南一带当时生产力较为发达的地区已经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商品生产日趋郁勃、城市日益繁荣、市民阶层敏捷扩大。他们不仅有着本身的经济要求，而且在思想领域与文学领域也提出了本身的新要求。当时富有异端色彩的思想家李贽堪称市民阶层思想的代表。他竭力抨击传统封建思想，鼓励人们挣脱儒家经典的桎梏，启发人们勇敢地自力思考。在文学方面，李贽凶猛批判复古主义，提出“童心说”，主张描写自我“绝假纯真”的“本心”、“至心”（均见《童心说》），这些主张都有着积极的开创意义。
在李贽的号召和直接影响下，湖广公安（今湖北公安县）的三兄弟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于万历中期首先崛起，发动文学革新活动，世称“公安派”。其中以袁宏道（字中郎）作为主将，贡献最多，影响最大。“公安派”认为时代在赓续转变，语言、文学也响应日益发展。他们抨击了当时复古倒退的不良风气，要求文学赓续变革与创新。他们还提出了“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口号，主张诗文创作抒写作者的真情实感及小我的独得之见，反对虚假矫饰、剿袭模仿以及任何情势的约束。“中郎之论出，王（世贞）、李（攀龙）之云雾一扫”（《列朝诗集小传·袁稽勋宏道》），复古主义的营垒被彻底摧毁。只是“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也有肯定的局限，他们不适当地鼓吹“不拘格调”，乃至到了过分的田地，其末流更忽视艺术修养的进步，丧失了创作时应有的严正认真态度，导致作品俚易浅率。
在这种情况下，钟惺、谭元春（重要是钟惺）起而创为新论。他们反对前后七子的复古模仿，宣扬性灵之言。在这方面，他们的主张与“公安派”有共同之处。事实上，钟、谭也都特别很是景仰袁宏道。钟惺曾编定《袁中郎全集》；谭元春也曾为《袁中郎续集》作序，皆以袁氏知己自命。但另一方面，钟、谭对“公安派”末流的弊端也感到不满，认为当时人们在模拟袁宏道的道路并辔争驱，与昔时模拟李攀龙一样，都是要不得的。在《诗归序》里，钟惺提出了“求古人真诗”的号号，以此来战胜前后七子与公安派两派的片面性。在不少文章及与同伙的书信中，他不只一次谈到这个观点：“常愤嘉、隆间名人，自谓学古，徒取古人极肤、极狭、极套者，利其便于手口，遂以为得古人之精神，且前无古人矣。而近世聪明者矫之曰：‘何占之法？须自出眼光。’不知其至处，又不过玉川、玉蟾之唾馀耳。”（《再报蔡敬夫》）在对前后七子与公安派的末流都失望后，钟惺正面道出了他的诗歌理论主张：“夫诗，道性情者也。发而为言，言其心之所不能不有，……不得已而有言，言其心之所不能不有者，性情之言也。”（《陪郎草序》）这说明进行诗歌创作必须抒写本身的真情实感、与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实质相近；也与我国古代诗论中源远流长的“诗言志”、“诗缘情”等传统观点精神雷同。
然而，假如仅有以上这些议论，那么还流于一样平常化，钟惺、谭元春是难以开宗立派的。钟、谭的凸起贡献在于他们对于诗歌创作规律更为深入、独到的熟悉与阐发。钟惺《诗归序》中的一段话集中代表了他们的观点：“真诗者，精神所为也。察其幽情单绪，孤行静寄于喧杂之中，而乃以其虚怀定力，独往冥游于寥廓之外。”这就是说，钟惺心目中的良好诗歌作品“真诗”乃是人们在闹热热烈繁华烦杂的实际生活中，以一种超凡脱俗的怀抱、坚忍精进的毅力，将本身的精神思想邀游于虚无缥缈的悠远广漠之外，从而抒写本身幽深孤独的情绪，表达本身独特寂寞的依靠。这里要求诗歌作品写出诗人独特的情绪与感受，无疑是合理的。钟、谭对于诗歌艺术刻意深入的求索，合法公安末流“狂瞽交扇，鄙俚公行，雅故灭裂，风华扫地”之时，针对他们的偏弊，“竟陵代起，以凄清幽独矫之，而海内之风气复大变”（《列朝诗集小传·袁稽勋宏道》）。
故此，钱钟书老师指出：“以作诗论，竟陵不如公安”；“然以说诗论，则钟、谭识趣幽微，非若中郎之叫嚣浅卤”（《谈艺录·竟陵诗派》）。正由于钟、谭有如此超卓的诗论见解，所以他们创立的竟陵诗派才能风靡临时。而在钟惺身后不久，他的著作就已“流传海内，即鸡林毳窟，稍习笔研，无不购老师书者”（许豸《先师钟退庵文集序》）。直至清初，闻名诗人王士祯的诗论也受到他的影响。
历来有不少文论家理论上期望的目标甚高，而自身的创作每每难以达到期望的水平。钟惺曩昔的严羽、钟惺以后的叶燮等卓异的诗论家莫不皆然。平心而论，钟惺诗歌创作的成就当还在严、叶之上。因此，即使钟惺的诗作不如其诗论，我们也不应求全叱责，何况周全考察钟惺的诗歌创作，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照旧一个有待继承深入研究的课题。
我们在此要偏重指出的是，钟惺的小品散文创作取得了较高成就，在文学史上有较大影响。清初文学家王士祯曾指出：“钟退谷《史怀》多独得之见。其评左氏，亦多可喜。《诗归》议论尤多造微，正嫌其零碎耳。至表章陈昂、陈治安两人诗，尤有特识。”（《古夫于亭杂录》卷五）以下，我们分别从不同文体的小品散文入手，详细考察一番他的创作成就。
文学史上的钟惺重要是以一位文学理论家的面目出现的，因此，历来首先引起人们注目的钟惺散文是其中的文论作品。选入本书中的书籍序、诗文集序，以及部分书信大都具有文论的性子。除前举《诗归序》外，《东坡文选序》、《简远堂近诗序》、《周伯孔诗序》、《问山亭诗序》、《隐秀轩集自序》、《先师雷何思太史集序》、《潘无隐诗序》、《潘稚恭诗序》、《陪郎草序》、《诗论》、《与高孩之观察》、《答同年尹孔昭》、《与谭友夏》等文都是文论研究者经常征引的篇章。它们或正面立论，张扬竟陵派的文学观点；或旁敲侧击，批驳前后七子与公安派末流的偏弊，回环往复、相互照应，为竟陵派理论在当时驳杂纷争的文坛上取得主导地位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